「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，就在於提供錯誤，即失敗的教訓。」
以上是清史專家茅海建在《天朝的崩潰：鴉片戰爭再研究》裡面，粗體強調的理念。而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的轉折點之一，值得你我探討，獲得教訓而非宣傳渲染的情緒。
我最近看了《天朝》一書，跟英國學者 Julia Lovell 的《The Opium War: Drugs, Dreams,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》相互對照後，想要分享一些想法。
（可跳過）該如何同時讀這兩本書？
Lovell 的《The Opium War》是一本通俗著作，作者曾在香港書展跟公眾討論書本的內容。如果對近代史不甚熟悉，我建議先從這本書開始。
至於茅海建的《天朝》像是學術著作，從軍事武備、政治體系、時人思考和獲取信息的侷限等方面，深入剖析了鴉片戰爭的起承轉合和後續影響。書中細節繁多，如果只希望掌握大框架，這本書是殺雞的牛刀。
實際上《The Opium War》描述中方視角時，大量引用了《天朝》的內容；因此《天朝》可以當作《The Opium War》的伸延閲讀。
迴避責任主體的「奸臣模式」史觀
《天朝》的緒論提到，戰爭同期的中國士大夫，評論戰爭時都陷入了「奸臣模式」的迷思。
換言之，將中方承受的所有失敗和屈辱，都怪罪於執行皇帝意志的「奸臣」，而忽略集實權於一身的道光皇帝。例如接替林則徐成為欽差大臣的琦善，就因為執行道光的妥協方針而被時人咒罵為「賣國賊」。
皇帝從問責中隱身，是脱離現實的：畢竟清朝不設宰相一職，皇帝每天親力親為處理瑣碎雜亂的朝政。《天朝》提到，道光皇帝每天要閲讀上萬字的奏章，並當天作出回應和決策。軍機大臣有時候會擔任秘書角色，「承詢答疑」並幫忙起草批示，但一般來説，皇帝的決策不受任何個人或機構制約。
那為什麼政策出錯時，皇帝可以免受士大夫們譴責呢？
《天朝》指出，在皇權至上、階級分明的儒家社會，天子不容許亦不應該會犯錯；因此，士大夫們批判朝政時，會自覺將批判對象限制在大臣一級。天子唯一可能做錯的，是誤用奸臣並受其矇騙；一旦奸臣被征剿、聖明重開，一切又會回復正軌。
這種將錯誤一股腦怪罪到奸臣身上、從而洗脫皇帝責任的述事方式，常見於中國正史；它掩護了道統，並經過讀書人長年的宣教，成為了民間耳熟能詳、又容易接受的理解歷史的方式。
我個人覺得，士大夫迴避批判皇帝，還有可能是道光的祖父和曾祖父、乾隆以及雍正皇帝大興文字獄的遺留。畢竟，當任意的書寫都可能招來死刑的時候，批判從何而來呢？
皇帝日理萬機，因而誤判時局
現實中，高度集權的決策制度，不但對皇帝的才智和體力有極高要求，更不利於深思熟慮、應對沒有先例的挑戰——例如西方海軍強國叩門索求利益。
例如在 1840 年 8 月 19-20 日，道光收到來自英國外相的四千字照會的同時，批閲了其他奏章並頒下了至少九條諭旨，內容包括旅順設防、旗人寡婦的福利等等。雖然他聲稱自已「詳加披閲」了英方照會，但從他的工作日程看來，必然無法專心研究，只能按照思考習慣作反應。
這就導致了問題。
根據《天朝》一書，照會開首的五分之三，都在指責林則徐傷害英國子民和國家威嚴，接着提出五點要求，包括平等外交、割讓海島、賠償軍費等等。
由於英方翻譯照會成中文時採用了卑微的措辭（《天朝》猜測了原因，在此不贅），亦由於皇帝無法脱離天朝視角分析局勢；道光回應的批示中，忽略了平等外交和賠償軍費等索求，轉而懲罰林則徐，希望「撫」平向天朝大皇帝「伸冤」的夷人！
一個月前，英國遠征軍摧毀了浙江定海的防禦，知縣自殺殉國，道光本人亦知情。但他依然將事情看作帝國跟邊陲夷人的紛爭，而不是兩個平等國家之間的嚴肅戰事；他以為擺免林則徐並恢復廣州貿易，換言之賜予夷人恩典，麻煩就會消失。
.jpg){kind=link}
事與願違，戰爭繼續了一年多，最後以不平等條約的鼻祖《南京條約》劃上句號。
如果我們探討中方人物時，拋棄奸臣模式而着重審視制度；那麼討論英方人物時，我們又可不可以避免面譜化和妖魔化，客觀地了解他們的動機和態度呢？
了解不等於辯護；2019 年民調顯示，大部份的英國人，也不為大英帝國感到驕傲。
有一位英國官員，一方面是中國歷史裡強賣鴉片的壞人，另一方面因為對華不夠強硬而被革職。我們來看看他的故事。
撇除奸忠二元對立後，該如何看待英國人義律？
按照一些述事，Charles Elliot 義律是個發起戰爭的大奸大惡之徒，其形象在 1959 和 1997 年的中國電影裡可見一班。
作為英國政府的對華貿易總監（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he China trade），義律在 1839 年 3 月 27 日，指示英美商人將時值 200 萬英鎊的鴉片存貨上繳給自己、然後他再轉交林則徐於虎門銷毀。義律此舉，令鴉片變成了英國政府的財物，為英國後來開戰並索求鉅額賠款，提供了動機和藉口。
1839 年的 200 萬英鎊，大約等於 2017 年的一億二千萬英鎊，這批鴉片價值不菲。
諷刺的是，《The Opium War》提到，義律其實非常討厭鴉片交易，而且毫不掩飾其想法！1839 年 11 月也就是開戰前夕，他在書信裡跟上司、英國外相 Palmerston 這樣説：
「沒有人比發出這封書信的在下，對在中國沿海強行繼續的、令人羞恥的、帶罪惡的貿易，更加深惡痛絕……我動用了一切可行的合法手段，不斷抵制它，因而完全犧牲了跟日常來往的 [歐洲商] 人們舒適地相處的可能性。」
——Additional Papers Relating to China (1840), 5 （英國外交部檔案紀錄）
根據英國外交部的指示，作為貿易總監，義律應該盡力維持絲綢和茶葉的合法貿易，同時避免冒犯中國官方以維持現狀。可是，由於外交部沒有、亦不會容許義律管制為英國帶來暴利的鴉片貿易；當林則徐以鐵碗手段禁煙時，他被迫與中方正面衝突，最後選擇了履行另一個責任。
那就是，保護英國子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，姑勿論他們是否干犯了所在地的法律。
例如 1839 年 7 月、香港尖沙嘴村民林維喜被英國水手打死一案；義律拒絕交出疑犯給中方處死，並自行按照英國法例審判、定罪並量以罰款和監禁，然後將犯人送回英國受罰。（然而，當地法院拒絕承認義律的執法權以及判決。）
誠然，義律嘗試了透過英國法律公平行事；但我覺得，行使治外法權本身就是傲慢的表現。
而當林則徐以武力封鎖外國商人的住所，威逼他們承諾放棄鴉片存貨和貿易時，義律進一步履行了「保護英國子民」的責任，將鴉片攬到身上，最後釀成戰爭。
義律沒有留下日記，後人難以確切明白此舉的動機；Julia Lovell 猜測，義律將禁煙紛爭升級為外交事件，是因為他希望逼使英國政府、針對鴉片貿易採取明確的政策和態度。
畢竟，駐華的工作逼使他骨肉分離，他被迫忍受醜陋的灰色貿易；林維喜案後，他和英商連同眷屬被林則徐趕到海上漂泊。可以想像，1839 年的義律感覺自己即將走進窮途末路，必須透過激烈行動「破局」。
無聊如何，根據以上的歷史，我們可以怎樣看待義律呢？
義律固然跟同時代的英國人一樣，篤信自由貿易並將其等同於「文明」，最後更是據鴉片為英政府財物，為戰爭和不平等條約鋪好了路；後來更親自帶兵進攻廣州。
但另一方面，1840 年 5-6 月，他頂住了前線軍官的施壓，拒絕讓英軍劫掠毫無反抗能力的廣州城。如果説義律視中國人性命如草莽，蓄意危害國家和人民，好像又有欠公允。
結語
文章有點長，如果你看到這裡，衷心謝謝你。探討寥寥幾個歷史人物在具體有限事件的角色，都如此費勁費墨水；想要掌握整個時代的歷史，更是幾近登天。
但我希望文章能夠説明一點：如果要從歷史中汲出教訓，我們不能把它降維簡化成為「好人」和「壞人」之間的鬥爭；除非，是為了宣傳和教化。
謹此。